日本富士通總研主席研究員長期跟蹤研究“工業4.0”與工業物聯網問題。最近，科技日報記者就制造大國之一的日本如何應對“工業4.0”以及物聯網沖擊問題采訪了金堅敏。

“起了個大早，趕了個晚集”

金堅敏向記者介紹說，日本從上世紀70至80年代就開始了從數控到柔性制造(FMS)的研究和應用工作。80年代至90年代，隨著計算機的廣泛應用，日本的注意力又集中到了工業自動化以及計算機集成制造方面。特別是日本還在1989年提出了智能制造系統(IMS)概念，并于1995年啟動了IMS國際合作研究項目。當時日本的制造業處于全球競爭優勢的鼎盛期，歐美等主要工業化國家都加入到日本的IMS國際合作項目倡議中。具有諷刺意義的是，盡管歐美各國都希望IMS的國際合作持續下去，但倡議者日本反而于2010年4月正式退出了IMS國際合作機制。雖然IMS僅限于工廠內部系統智能化，但德國提出的“工業4.0”與美國GE公司提出的工業物聯網，卻是基于IMS延伸到互聯網思維下的智能制造與服務系統。

在互聯網方面，日本于2000年提出“E-Japan”構想(實現高速互聯社會的IT戰略)，2004年又上升為“U-Japan”(基于物聯網的國家信息化戰略，構建任何時間、地點、任何人都可以上網的環境)，通過“E-Japan”和“U-Japan”戰略的實施，日本已成為網絡速度一流的IT國家。但是“U-Japan”戰略并沒有得到產業界的配合，網絡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也沒有深入下去，“U-Japan”戰略半途而廢不了了之。

金堅敏認為，日本產業界對互聯網應用的抵觸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方面：過度擔憂通過互聯網的技術流出等安全問題;產業組織的思想阻力，日本擅長磨合型的組織結構而抵觸模塊化的設計思想，同時，重視縱向一體化而輕視橫向一體化；缺乏一個強勢網絡企業的推動。

產官學一體化應對沖擊

金堅敏說，“工業4.0”及工業物聯網在全球的廣泛影響，給日本產業界帶來了很大沖擊。為此，日本分析了自身在硬件及嵌入式軟件技術方面的優勢及產業特點，于2015年1月公布了新機器人戰略。同年5月，日本又在“機器人戰略”框架下成立了產官學一體化的機器人革命倡議協議會，推動新機器人戰略。

新機器人戰略重點在于通過熟練掌握大數據、網絡技術及人工智能技術使其實現自律化、終端化、網絡化，并成為物聯網方面的世界領袖。此戰略提出的“機器人”僅是一個概念，智能汽車、智能家電、智能住宅等都被認為是“機器人”，重點在于實體世界與虛擬世界的智能接口作用。

與新機器人戰略側重于智能接口不同的是，日本于2015年10月設立了物聯網推進組織，通過產官學合作來推動日本物聯網、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開發與商業創新。物聯網推進組織下設的開發工作組、新商業工作組、專題工作組負責日常工作。目前，該組織會員已達1000家左右。

鑒于產業平臺的重要性，以及在大數據、物聯網、人工智能、云服務、網絡安全等領域的技術方面落后于美國的現狀，日本政府還開始集中各研究機構的力量組織開發集人工智能、大數據、網絡安全于一體的公共服務平臺，10年內擬投入1000億日元開發技術，以對抗來自GE、IBM、谷歌等平臺大企業的競爭。

金堅敏表示，盡管日本政府、學術界和企業在努力尋找及實踐應對“工業4.0”和工業物聯網沖擊的解決方案，但由于產業界對開放性網絡環境的過度擔憂，以及企業系列化組織形式的阻礙等原因，面向網絡時代的產業轉型還會困難重重。